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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菊如:书写革命金融鸿篇

2016年07月01日11:17         本刊记者 李思霖        来源:中国金融家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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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菊如

  在新中国的金融史中,有一个人的光辉足迹始终无法磨灭,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二任行长、金融界的革命老前辈曹菊如。

  1901年,曹菊如出生于福建龙岩一个贫苦店员家庭,年少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五四运动爆发后,曹菊如接触了进步革命思想,积极加入抨击资本主义的斗争,却因撰写文章揭露资本家敛财的丑恶内幕而遭到严重打击,被迫出走南洋。飘泊海外期间,他在印尼等地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华侨爱国组织救国会,从事进步活动。1930年,受到革命召唤的曹菊如怀着一个赤诚的心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9月,曹菊如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委员兼会计科科长,参与创办闽西工农银行,1932年1月调到瑞金,协助毛泽民筹备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4年10月曹菊如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由国家银行组成的军委第二纵队十五大队党支部书记。长征到陕北后,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家银行副行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等职。在艰苦卓越的抗日战争中,他竭尽身心,以全部的精力与才智支持了抗战的胜利。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老行长”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形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党政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也要随迁。1937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区政府任命曹菊如为财政厅厅长兼边区银行行长。

  1937年底,中共中央认为有成立一个公营商店的必要,以办理内外贸易,解决边区的军需民用。第二年,光华商店在延安成立,它隶属边区银行,以利于资金的统一调度使用。国共合作抗战协议中规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国民政府按月拨付一定数额的军饷,此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领取,一半交送延安,一半买成商品,作为光华商店进货。除此之外,光华商店还利用专作批发生意的商人与国民党统治区工商业者有传统联系的便利条件,由他们到国民党统治区购进货物,合理定价,使他们有利可图。光华商店则成批买进,供应市场。光华商店在组织土产出口、供给军需民用、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支持货币发行、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肯定并表扬了曹菊如等领导边区银行开展光华商店工作的成绩。

  边区银行成立之初,市场全部流通法币,而法币又以主币居多,面额较大,辅币异常缺乏,找零极为不便。加之当时受国共两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协议的限制,边区银行不能发行自己的票子,群众被迫以邮票代替辅币使用。于是根据市场流通需要和群众要求,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批准,边区银行用“光华商店代价券”的名义,开始发行一分、二分的辅币,逐渐增发到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以至七角五分的各种辅币。曹菊如回忆说:“这种票券在交易中计算很方便,两张是一元五角,四张是三元,既代替了主币,又是辅币的形式,不违反国共合作的协议。”到1940年冬,边区城乡基本上已全部流通“光华商店代价券”。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边区银行一手发行货币,壮大资金力量;一手经营物资,以兑换的法币组织物资进口,保障军民供应,从而巩固了边币的币值。对于这种边区银行与光华商店相辅相成的做法,有人讥为“商业银行”,但毛泽东曾肯定并表扬了这种做法。

  抗战烽火中心系民生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城内一片废墟,市场停顿,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曹菊如受边区政府之命,负责领导群众在延安南关兴建新市场。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工作,新市场于1939年7月7日建成开业,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新市场成为延安的商业中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延安最繁华的地段。

  1939年9月,曹菊如与国际友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商定,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延安事务所,曹菊如亲任主任。事务所引资2万元,办起了纺织、榨油、造纸、缝衣、制鞋、植物油、木工和运输等12个合作社,成为我国革命金融史上的第一次外事活动,也是根据地发展合作事业的开端。曹菊如与路易•艾黎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路易•艾黎送给曹菊如的毛毯,现存放在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在曹菊如的领导下,边区银行开展了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各项规章制度在沿用原国家银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举办了会计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人才;尤其是成立了光华印刷厂并组织技术人员试制成功了马兰草纸,为国共关系破裂后边区银行的公开化以及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条件。马兰草纸不仅提高了钞票质量,而且缓解了边区纸张紧缺的状况。

  货币理论“知行合一”

  1941年3月,因工作需要,曹菊如告别边区银行行长职务,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代替曹菊如主持边区银行的人员,离开了边区的具体情况和历来巩固边币的成功经验,导致仅一年多的时间,物价上涨,边币贬值。后来在陈云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才使边币重新占领边区市场。在这一时期,曹菊如一边心系边区,一边遵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长期货币银行工作的实践中探索到边币和法币比价变动的一些规律,提出确定和相对稳定合理比价、巩固和扩大边币流通阵地等卓越见解,为货币问题的理论和实际结合做出了榜样。

  他在此期间发表过两篇文章,即1944年3月13日在整财会议上做的关于《边币问题》的发言,以及1945年8月由他拟定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关于金融问题的一些经验》(草稿)。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及强烈反响。当时金融物价波动,关于货币发行的争议频起,曹菊如认为稳在物价上不可能,必须稳在比价上。边区经济金融界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就此纷纷写文章展开热烈讨论,气氛非常活跃。通过讨论,党的革命金融理论有了很大的升华,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可以借鉴的现实意义,这种讨论在其他根据地是未曾有过的。陈云在为《曹菊如文稿》题词时称赞曹菊如“在延安时对货币的作用有过卓越的见解。在这方面还是我的老师”。

  1945年,曹菊如调东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冀热辽分行经理、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的具体筹划下,东北地区的金融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为促进全国财政金融,统一货币发行,迎接全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等职,始终保持着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1981年1月6日,曹菊如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

  曹菊如一生勤奋,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他呕心沥血,为粉碎敌人的封锁,巩固、扩大根据地经济建设,支援革命战争,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货币制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财富与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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